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回忆

 

 

在沂蒙山七条河地区的一个小战役后，我在忙乱之中掉队了，那年我刚满二十岁。

 

我按着老乡指点的道路，急行军了半天，就到了铁道边上。这时正有一辆巡道的铁甲车，自北往南开，突突地喘着气，头顶上独眼似的大灯，贼亮贼亮。我隐蔽在一墩红柳后边，借那灯光观察地形。铁路两侧，四五百米宽的开阔地；顺着铁路线，半里右右一个碉堡，碉堡上的哨兵不停地在喊口令。第一个碉堡喊：“注意警戒！” 第二个碉堡就喊：“监视敌踪！”这么一个挨一个传下去，直到老远的南边，隔一会儿又从南往北喊回来。

巡道车开过去不久，就有一辆又大又高喷着火冒着烟的火车头，拉了好长一溜黑乎乎的车厢开了过来。火车也撒着满天红亮的火星过去了，背后留下了沉寂和黑暗。

我说服自己，再等一等，再观察观察，弄清碉堡上敌人的情况再过也不迟。

从西北上，像是海潮奔腾，传来了哗哗的响声。我以为起了风，看看头顶红柳枝条，却动也不动。我正纳闷，一股冷气逼近身体，接着落下铜钱大的雨点来。到这时风才迎面猛扑过来，一墩墩红柳，发出哨声，把枝条弯下了又挺起，挺起又弯下地和狂风抗争。转眼间我隐蔽的地方已变成了一片水塘。

“扔上个雨衣来，扔上个雨衣来！”随风吹来碉堡上哨兵的喊声，“光顾推牌九，耳朵里塞上驴毛了。”

这正是机会！我腾起身，飞快地跑过开阔地，登上路基，跨过了铁轨。风大、雨大，敌人哨兵正往身上套雨衣，谁也没发现我。我跳到路西的开阔地边沿，心想： “顺利过来了。”就在这一刹那，猛地亮起了一个又长又近的闪电，一时间整个大地都像燃起了蓝色的火焰。随着雷声，碉堡上的敌人喊了起来：“什么人？口令？” 南边的一个碉堡上敌人闻声也喊：“不说话开枪了！”这时恰是闪电过后最黑暗的一瞬间，我不顾一切摸着黑飞跑。接着又来一个闪电，这个闪电没有刚才那个亮，却像一片光柱在我所在的地方晃来晃去，不再止熄。扭头一看，原来碉堡顶上亮起了探照灯。一排枪弹扫了过来。在光秃秃白茫茫的开阔地上，我觉得自己的目标又突出又高大，正想找个地形隐蔽一下，右腿似乎被人推了把，我跌在了泥坑中。

南边的碉堡也参加射击了，子弹打得水花四溅。二十步开外就是一片谷子地，能到那里就算安全脱身了。我要双手撑地爬起来，可是右腿沉重得很，腿下边的雨水飘着红丝，这才知道右腿负了伤。我咬紧牙关：“一定要爬起来，要进到那片谷地里去。”

碉堡上的敌人又喊了：“投降吧，还趴在那儿干什么？都看见你了！”

我不吭声，右手从皮带上拔下一颗手榴弹，我等着碉堡敌人到身前来。

碉堡上喊：“过来不过来，不过来再给你一梭子。”

碉堡上又打了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却全射在我右侧100米开外的地方。我明白了，敌人并没看到我趴在这里，那些话是诈我的。于是我就往地上趴得更紧些。

碉堡上的敌人骂了一句说：“妈的，死了！”说完就闭了探照灯。我高兴得不顾伤腿钻心疼痛，用右手撑着地就要爬起来。才一蜷腿，旋即一个念头闪进脑子： “慢着，也许敌人在耍心眼呢！”我又把腿和手都放平了。

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伤腿把我疼醒了，四围漆黑一片，除去风声雨声，连虫鸣都听不见。二十步之外，那片意味着安全和胜利的谷地，简直像一块磁石吸弓卜根细小的铁针那么拉住我的心。灯灭了不到半分钟，我觉得已过了很久，有好几次我都觉着再也等不得了，要把机会错过了。也许敌人正摸着黑，悄悄地从后边靠近我，就是死也要跳到那片谷地里去。可是我几次都压制住这令人发躁的冲动。最后，实在耐不住了，我决定数个数，从一到二十，要是敌人再没动静，就坚决爬起来前进。我刚想好这个决定。刷的一下探照灯又亮了，而且、连南带北几个碉堡的灯都亮了。巨大的灯柱像一条条剪刀，在几里地长的开阔地带剪来剪去，停下来又静止地照了一阵，然后才一下子全关掉。我抓住时机，跳起来跃进了庄稼地，顺着垅沟弓着身走了很久很久，碉堡上的敌人再也没有开灯。

我感到右腿一点也使不上劲，膝盖下方热辣辣地疼，头晕、寒冷，“糟糕，小腿给打断了”我感觉到了骨头碎片的摩擦，，于是我便把右腿的裹腿解下来，牙关咬紧，用一捆白绷带紧紧捆到伤口上，再用剩下的几卷绷带把整条伤腿包扎得严严实实。拾起一根被风雨折断的树杆，掰去头，当作拐杖，拖着甩吊吊的断腿一步一步向前挪。借着断续的闪电光亮，总算找到了向西的大道。伤腿疼而且实在累得不行，我就慢慢地爬，边爬边睡着了，又被断腿的剧痛唤醒。我浑身每个骨节都酸疼。做任何一个动作都要花加倍的力气。可是我既不敢再睡下也不敢停，怕一自己没有力量再站起来。我认为其他战友在等我。

太阳出来后，周围的空气闷热。右前方离开道路一里多地，有一片密压压的树林。我对小高说过，白天尽可能不要从路上走，尽量利用可隐蔽的地形地物。也许我们会躲在树林里休息吧？要是那样，在路上吹笛可未必听得见，应该走近那个树林一些。

浑身汗水湿淋淋的，我拖着断腿慢慢爬下了道，横插进的庄稼地里。太阳又热、又亮，所有庄稼叶上的水珠都散发出白色的水气。四李都是一样的绿色，一样的闪光。哪里是道路，哪里是树林啊？它们怎么在围着自己转呢？伤退的疼痛 折磨着我，我两手抚着小腿的伤口，鲜血在慢慢地渗出来，染红雪白的绷带，我觉得有点恶心，伸手抱住身旁一棵树停下来，呕吐后，微微地闭了下眼睛。一种温暖而又滞重的感觉，麻酥酥地流遍了我的全身……

什么人的喊叫声惊醒了我，我发现自己抱着路边的一棵树睡熟了。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正一边喊一边朝我走来。可是我不明白我喊的是什么，要张嘴回答我，不知为什么发不出声音。我松开抱着树的那只手，想要作个手势，忽然看见脚下那一片带着雨水珠的绿草地，像从下往上翻的一页书，越来越近地盖到我脸前来了……

很快就又醒过来，自己已经趴在一个战士的背上。战士背着我每走一步，我的伤口都剧痛一下，就是这剧痛把我唤醒了。我叫战士放下我，让我自己走。战士说： “不行，你在发烧。”可是我就没想问一下战士是从哪里来的，我是在什么地方？仿佛一切原来就是这样的，就应该是这样的。

当我真正清醒过来，是躺在担架上，宽大的河岸旁一个柳树下面。我面前真的蹲着一个连长，一个嘴上还没长出胡须的青年连长和一个小卫生员。我的腿已经经过治疗，重新包扎过，右腿的军裤卷得高高的，从脚掌到大腿裹着厚厚的白绷带。小卫生员还给我打了退烧的针剂，一个女护士已经脱掉了我左脚的鞋袜和绑腿，蹲在那里一手抱着我的左腿，正在用温水和毛巾给我擦洗捂得白惨惨发臭的左脚。 我害臊得脸蛋泛红。

青年连长告诉我，大部队昨天就过河了，他带着一个排作为收容队，也已经到了规定的时间。只是因为一夜暴雨，山洪骤发，他们才没有过去。刚才两个去收集渡河材料的战士发现了我。我简略说了自己的情况，就忙问道：“你们收容到那两个穿便衣的同志没有？”连长说没有，我一定叫战士们注意观察，他叫我不要挂心，说我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吃东西和休息，等一下渡河，是要拼体力的。

话刚说完，就像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树后转出来一个斑白头发的老大娘，手里端着一茶缸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卧荷包蛋，往我身旁一蹲，就擓了一匙，用嘴吹吹，送到我口边上。

“大娘，我自己能吃！”我吃力的撑起身子伸手去抢茶缸，大娘把茶缸闪开了。

“我喂，你就吃吧，你看你，小伙子腿脚伤成这样还要强。”

卫生员说大娘也是从沂蒙山来的，自愿随部队移到远离敌人的另一个根据地去。

 

 

 

 

         我负伤后，由于行动不便，目标更大，处境非常险恶。部队首长便将我隐藏安置在小辛庄一家“堡垒户”家。天黑敌人缩回据点后，分区卫生处下属卫生所的朱所长来为我处理伤口。我的腿骨已被打断，伤腿发炎红肿透亮，上下一般粗而且开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异味，我也整天发烧昏迷。朱所长耽心感染控制不住，将来要高位截肢，甚至危及生命，便向分区报告，准备从膝部把我的小腿锯掉。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批了几个字：“他还很年轻，要尽全力保留。”又专门派人带上黄金和烟土，化装潜入县城，买来药品。朱所长说，再观察3天，如果腿部变色就只能截肢，于司令批了也不行，救命要紧。幸好3天后我的伤腿没有变色，肿得似乎也轻了些，我的这条腿才保住了。

　　隐藏悬赏捉拿的解放军伤员，万一泄露，是要全家杀头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堡垒户”大娘和儿子用门板做了一个小床板，板下安了4个轱辘，将我固定在木板上，一头栓上绳子，又在屋里粮食囤下，改造了一个地洞，将洞口挖大，做成坡状，大娘的儿子白天将我放下洞内，晚上再将我拉上来，配合地下卫生所医生不顾难闻的恶臭给我擦身洗脚，换绷带换药、喂饭。大娘待我比对儿子还要亲，不仅把仅有的褥子被子给我铺在床板上，自己吃糠咽菜，省下面给我做面条、烙饼，还煮鸡蛋剥花生，倾其所有给他增加营养。

　　不久，为了躲避敌人经常的搜查，也为了改善治疗条件，崔指导员通过分区工作部和地委城市工作部，联系了定县东亭镇一家由我地下工作者开办的医院，决定将我送到伪军盘踞的东亭镇据点养伤。崔指导员为我弄来了女人的衣裳，雇了辆高头大骡子拉的盖着崭新蓝布轿子的马车，把我化装成有钱的商人的小老婆，又周密研究了遇到各种情况的应付方案，派一位地下党员化装成车夫，通过敌人的哨卡顺利的把我送进了东亭镇。我住进另一位大叔的家里，地下党员王院长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几个月后，大叔把我照顾的白白胖胖的，不久我腿上的夹板拆掉了，在大叔的搀扶下我每天拄着双拐，在院子里慢慢走动锻炼，逐步恢复伤腿。但由于子弹打断了我右腿的筋键，虽然断骨接好了，我的右腿残废了，肌肉根本使不上劲，而且伤口一直发炎所以残腿一直裹着厚厚的绷带，我只能架着拐杖拖着残腿走路。因为这样，大叔特意为我买来一双女式的方口布鞋，因为有襻带所以我穿起来格外舒服跟脚。

 

1947年的夏天，由于野战医院人手紧缺，我暂时由文工团的同志照顾。一天，文工团参加一个纵队的庆功大会演《血泪仇》。前天才搭好台子，突然通知演出撤销了，要宣传队当晚跟随该师一同转移。分队长孙小梅命令高柿儿照顾我到团包扎所，给我的伤腿换药，以为这时刚开午饭，相隔只十里地。决不会影响晚上行动。撑着拐杖的我在高柿儿的搀扶下才走了半个时辰，又来了道紧急命令，叫部队立即出发，目的地是四十里外的燕子崖。孙小梅把行军路线和通知，交给房东军属大爷就随队出发了。我和高柿儿从包扎所回来，一见通知马上追赶。天黑到了燕子崖，只见孙小梅一个人在村外等候。队伍在这里打了个尖，又继续前进了。团长告诉孙小梅前进方向是滕县城东一带，要她带领我、高柿儿随后赶到。临出发前，师首长在队前作了攻打滕县的战斗动员。既然要攻坚，当然一两天内不会离开滕县孙围，滕县距燕子崖不过九十里地，加加劲一天就能赶到。所以团长还说，一方面要加紧追赶，另一方面也要适当照顾体力，我是伤残人员，小高还是个孩子，只要能安全到达就算完成任务，时间倒并不一定非卡在一天之内不可。

在燕子崖老乡家吃完饭刚交初更时分，三人已走了十余里，伤痛仍然折磨着我，而且我已经累得不行，小梅不好动员我们再接着走，决定宿营一夜。第二天一早下起雨来。上午精力足，路也还没湿透，速度还可以。到中午左右已走了三十余里，到了沂蒙山南麓。这时就听见了滕县方向间雷似的炮声。三个人又是兴奋，又是着急，随便从干粮袋里抓点煎饼渣吃，就着山泉舀了缸子水喝，又继续赶路。

进入鲁南平原，路上的石头少了，脚下困难可多了。先是不断地滑倒，随着就鞋上的泥越粘越重，走几步就粘上一大团，足有四五斤重，不甩掉迈不动腿，总甩就累得浑身酸疼。小河也多，蹚过一道又一道，刚穿上鞋又要脱。小梅和小高是有过锻炼的，索性把鞋洗净别在皮带上，赤着脚前进；我试了试，不行，每走一步都疼得一咧嘴。两个女同志只好抱着我连跌带滚走了足有两三个钟头，回头一望，都泄了气，她们喝水的山泉旁有棵小槐树，这时还枝枝权权看得很清楚。

又走了一个时辰，看看天黑了，雨还不停，再望身后的山还是那么近。小梅想天黑之后更不好走，都筋疲力尽了，不如早些休息，明天一鼓作气赶上去。这一带是敌占区，贸然进村不安全，就投到路边这座破庙里来。

大殿地上燃着的木柴还没烧尽，不用说前边的部队在这烧饭来着。她们跪在地上吹了几口，借着火苗的光亮看看四面，见神案两边还扔着些烂谷草、断林秸。孙小梅就催着那两人续上柴禾烤衣服，自己点了个草把，把整个大殿又巡视一遍。从神案上找到用日本钢盔盛着的煮南瓜，窗台上捡起个用碗片作的小油灯。她把油灯点着，钢盔放在火上又煮了一阵。三人靠着火堆用手抓着吃。个个吃得咂嘴舔唇，都说从没吃过这么好的南瓜宴。吃完饭，身上也暖过来了，小梅派定放哨的班次，就叫我俩先睡。我拖着伤腿挪到一边去睡觉，刚一动，就叫了声“哎呀”，像被钉子钉在了原地，咧着嘴吸起凉气来。

小梅问：“你怎么啦？”

“我脚不知叫什么扎破了，痛得钻心。”

小梅赶紧扶我躺下，小高端过灯来照着给我的好脚脱鞋。等把鞋脱下来一看，哪里是什么扎的！我那只本来白白嫩嫩的左脚被雨水泡软了，过河踩在石头上扭伤了，经过刚才这一休息，肿胀得像熟透的桃子。我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脚变成这样，疼得嘴唇哆嗦起来。

小梅说：“别害怕，干一干就会好的。”

她拿出自己的茶缸子，走到外边雨地里，找积水深的地方舀来半菜缸水。用自己的毛巾沾着，给我轻轻擦洗干净。扶我睡下去，又催着小高也躺下，自己便到门洞外放哨去了。我一会儿睡去，而且睡得很死，小高半夜起来去换岗我一点也不知道。

小梅觉着刚打个盹，天就亮了。她看见我正冲着自己的一条裹满厚厚的绷带的伤腿和一只扭伤的脚发愁，原来雪白秀气的左脚肿得发亮了。小梅抱起我的左脚，酸臭的脚味儿扑鼻而来，我急急的想拦阻“我的脚丫臭得要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小梅仔细地给我解开带着脚臭和汗味的绑腿，然后打开自己的背包，那里有一堆医用纱布和绷带，她把一块纱布撕开，小心地把我的左脚包裹好，再缠上几层厚厚的绷带。我说：“可惜了。包得再仔细，在烂泥地里一走不也白费了？”小梅没吭声，暗自发愁，不知怎样让我走完下一段路。冒险到村里找牲口去吗？几里之内看不见有村庄；背着我吗？几十里路程何时能赶到？从昨天半夜起炮声又停了，谁知道情况又有什么变化？

孙小梅给我包扎左脚，完全忘了在庙门外放哨的高柿儿。听到争吵声，才想起高柿儿半天没动静了。她到门外去看，高柿儿像端枪似的端着用油布包着的小提琴，押着一个瘦男人和一头瘦驴走进山门。

 “你两条腿都受了伤怎么行军？”说着她就去收拾我的背包，把被子拿出来往驴背上一垫。孙小梅端了一茶缸煮熟的南瓜到院里，对瘦男人说：“老乡，你跑了一夜，大概也饿了，先吃碗南瓜吧。咱解放军有政策，决不冤枉好人。你别害怕。”

瘦男人一边道谢一边就接过茶缸，用手捏着吃起来。孙小梅趁这机会讲解放军出来打国民党的意义，讲减租减息政策，然后说到要雇我的驴。只要把重伤的我送到地方，照价给脚钱。瘦男人虽说心里踏实些了，也还不敢说不字。小高不管这些，已经把驴备好了。

我已经醒来了，正在自己给好腿打绑腿，我的那只伤脚早上消肿了很多，但伤残的右腿不敢沾地，我一直穿着的那双有襻带的方口布鞋已经磨得稀烂没法穿。孙小梅忽然想起背包里有双崭新的女式一字襻带黑布鞋，带着矮跟，城里女大学生穿那种，文工团服装组留给小梅演出用的。她把它们取出来，给我的一双绷带脚套上女布鞋，我轻轻呻吟了一声，孙小梅说:"别封建，这跟你原来那双式样差不多”，我再不敢吱声，乖乖地让孙小梅帮我轻轻的勒紧襻带。我的脚比孙小梅的大不了多少，穿上虽然有点撑，但还是满合适的。我有点不高兴，毕竟是男同志，穿上有跟的女式布鞋总感觉怪怪的。

我身体很虚弱，穿好鞋子后，我扶着木拐杖试着自己站起来，不行，只好由小梅和小高两边搀扶着出门，然后小高把我抱上了驴。小高在前牵着纽绳，小梅和瘦男人殿后，就顺着大路向南走。

 

        天朗气清，被雨水冲洗过的庄稼绿油油、光闪闪。哗哗的流水声，嗒嗒的驴蹄声，云雀叫，蝈蝈鸣，一片和平景象。我随着毛驴的脚步，有节奏地摇晃着，不由地哼起一支早已忘记了的歌儿来。

一片轰响，九架敌机分成三组，越过我们的头顶，由西向东飞去。小高奇怪地问：“部队下山不是为了打滕县吗？怎么部队往东开呢？你听听，飞机也一个劲儿往东窜，是不是情况又有了变化？”

小梅也有点疑惑。她说：“按老乡所说，东边肯定有咱们部队。一和部队联系上，天塌下来也不怕了，咱们就往东赶吧！”

我们三个人过了一村又一村。逢人就打听。

因为下雨，敌机没有骚扰，我们开始是顺着大路走的。傍晚的时候，遭到两次还乡团的袭击，一次没看到人，只从侧面庄稼地里打来几枪；第二次听到枪响，看到高粱地里有穿白衣服的人一晃，小梅喊了声：“架机枪，二班上来！”砰砰地还了两枪，我的驴吓得尥了一蹶子，把我掀到棉花地里，一溜烟逃掉不见了。我在泥中挣扎，小高过来扶起我。

我们也就不再敢沿着大路行动，只能远远地傍着大路，在庄稼地里一步一陷地前进。夜晚，三个人又合在一起，小梅和小高轮流扶着我走。中间吃一顿炒面，也是一边走一边往嘴里送，走个三五步，就要停下来喘两口大气。我的左脚已经麻木，倒比痛能忍受些，可是快天亮时，伤腿痛起来，并且浑身我疼的得直磕牙。

小梅握着我的手，感到我在浑身颤抖，轻声问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

“是不是伤腿疼的厉害了？”

“不厉害！”

小梅伸手摸了摸我的前额，叹口气说：“糟糕！你在发烧。”

小高说：“站下歇一会儿吧。”

我们摸到一棵树下，三个挤在一起，背靠着树躺下来。刚不一会儿，我就含含糊糊地呻吟两声。小高两腿弯了下去，打个寒战又挺立起来说： “我睡着了！”

“再呆下去我也要睡着，”小梅说：“咱们走吧。我和小高架着你，往前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宿营吧。总这么走，谁也坚持不下去。”

她们连抬带架着我又走了约半个钟头，天蒙蒙亮时，看到道旁有一片瓜地，支着个窝棚，就奔了过去。叫了两声，没人搭腔，挑开草帘，躬身钻了进去。里边除去铺着个草铺，烧着一堆柴灰，什么也没有。小梅扒扒柴灰，见还有火星，便从铺上抓一把草放上，歪着头噗噗地吹起来，一会儿她把火吹着了。

“小高，先别睡，”她推推坐在一边打盹的小高说，“把你背包里的便衣换上。湿军装脱下来烤干它，这样睡要生病的。”

她自己也打开了背包，拿出毛巾和白衬衣，推醒我，亲自帮我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衬衣，接着，轻手轻脚的把我两只脚上的女布鞋脱下来，不顾难闻的脚臭味，扒掉纱布和绑腿检查我的腿脚。我是细皮嫩肉的，不但两条腿光洁白皙，而且脚丫也是白白嫩嫩的赛女人脚。孙小梅心疼的抱住我的大白脚搓揉了半天，叹了一口气，自然自语“唉，你呀， 还真细皮嫩肉的”。 说罢仔细的解开我右腿的绷带检查刚刚愈合的伤口，伤口红肿发炎，小梅撒上药后又把我的伤腿用雪白的绷带从脚掌到大腿裹了厚厚的几层。把我的军装伸到门外拧了拧，坐在小高对面烤起火来。小高先是两手举着自己的军装烤，随后就把两个臂肘放在膝盖上，再过一会儿就两手一松，把衣服扔到脚前，歪头打起鼾来。小梅不忍心再叫醒她，把她的军装轻轻拉过来，放在自己腿上，手上举着我的军装，把火添得旺旺的，尽兴烤着。没有多久，

小梅说： “我得出去侦察一下，外边雾大得很，不要出什么事。 我还想趁机会弄个牲口什么的，他这样子怎么前进？”

我早就已经被伤腿的疼痛弄醒了，听到这里就欠起身说：“小梅，别为我费心了，我能坚持。”

小梅扶我躺下说：“你坚持得很不错了，我相信你能继续下去，可我们的速度太慢了。我去想想办法看，只要有群众，总能想出办法来。”

我说：“这样吧，把我留在这里，这样我就少拖你们一点后腿了。”

小高说：“算了吧，你一个人怎么走？再说你拖着断腿伤脚走路，是干革命；我架着你行军，也是干革命。不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吗？谁欠谁的情呢？同志间要不这样，那该是啥样？我想不出来！”

又说了几句闲话，我沉重的心情转移开些，就坐起来说：“你睡一会儿吧，我来放哨。”

“行了，行了，老天爷！”小高按住我说：“保证你休息好是分队长留给我的任务，我可不敢擅离岗位。”

中午，我趁着小高睡着，悄悄地把伤残的右腿重新包扎好，紧紧的缠好绷带，给左腿打好绑腿，然后套上小梅给我的那双女布鞋，使劲勒紧襻带，慢慢的挪着爬出窝棚。我决定离开她们，不拖后腿。

我悄悄进到苎麻田之后，吃力地撑着双拐很绕了几个圈子才找到一条小路，再往前走，就转了向。大雾天，又没太阳，又看不见标志。我忘了伤疼，不辨方向，不选道路，一个劲地走下去。走得心跳呕吐，那条好腿抖得要跌倒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条羊肠小道。雾散了，几天没见的太阳，照在挂着水珠的庄稼上，一片金晃晃的绿色。四处有鸟叫，有虫鸣、可就是没有人声。

昨天夜里，小梅和小高架着我前进的时候，我曾经起了个念头，想要悄悄离开这两个同志。我觉得自己拖着条伤腿，恐怕是熬不到追上部队了，自己行动不了，也拖得她们两个人速度减慢，失去追上部队的机会。为什么不放她们轻装前进呢？

到了瓜棚，我睡醒一觉，听到小梅要去替我找牲口，我又捡起了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且由于敌情的紧迫，我想得更认真。两个几乎是赤手空拳的文艺兵，再没有麻利健壮的脚腿，能应付突然遭遇的敌军吗？如果没有自己，小梅和小高大概能闯过去；有了自己，怕成功的希望很小了。

我感觉全身虚弱乏力，小梅给我的女布鞋有点紧，穿不惯，于是我坐在那儿脱掉鞋子把两只酸痛的脚丫晾一下。想不打盹也办不到，我就又打了个盹。

昨日一天暴晒，已经干了的道路，这一夜雨又浇泞了。我一则心急，二则也休息了一天一夜缓过劲来，我套上鞋子撑起双拐赶路。尽管跌跌滑滑，速度还是很快。穿过几块高庄稼地，回头看不见房子了，我这才一块石头落到地。军装汗湿了一大片，摸摸额头，头发已经被汗粘住了。

路边小水沟里流动的水很清亮，想洗个脸，又忍住了。继续向前赶，走了约摸里把地，大路向下倾斜下去，眼前出现了好大一片水洼。有多深不知道，足有半里地长；两旁多宽也看不清，只见高粱玉米都一半泡在水里，露出半截随着水波摇晃。是走下去还是另外寻路，看着自己裹着绷带的伤腿，生怕伤口感染发炎，我主意还没定，背后“哒哒哒哒”越来越近传来了驴蹄声。我把牙一咬架着双拐一步站稳，左脚再迈下一步。这时就听到背后有人。回头一看，两人一条驴正从背后赶来，穿长袍的骑在驴上，穿短打的拉着缰绳。

我想快，但撑着双拐，伤腿软绵绵的象拖着根软面条，两脚也不作主，只好由他们赶上来，随机应变，再设法脱逃。

他们赶到我身旁，就把速度放慢了。

我只管低下头，眼也不抬。可是心跳到喉咙口，脸红到了耳朵根。我心想，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今天可好，我这个伤兵还赶不上个秀才有力气；而这两个却比敌兵更凶狠。倒要格外机警些，只要不使我们动武力，事情就有回旋余地。

“兄弟”穿长袍的轻轻地问，“一个人赶路啊？”

我没吭声。

 “我们上东边，”长袍说，“既是同路，这驴让给你骑吧。”

“我能走，不用麻烦你。” 我坚持说

“既碰上，就是有缘的！”长袍笑道：“谁没有用着谁的地方呢！看兄弟伤成这样还赶路，八成找部队吧？”

我没吱声，

“路上可不好走啊！国军到处盘查解放军的伤兵；说要给检举人发赏钱。”

“嘿嘿！”我冷笑一声，“你倒打听得很清楚，你没打听一下，检举错了赏什么吗？”

长袍一下子噎住了，国民党兴派特务，共产党可也有侦察员。弄不清我的真身份可吓不住我。

“我是说咱们作伴走方便些。”长袍笑笑说：“共军的大部队离这里不到三十里，要是你识时务的话送你过去可以，但这一带是国军的天下，我手里有通行证。”

我估摸了一下，我拖着条残腿要硬从这两人手里挣脱出来，不大可能。需要将计就计，寻找机会，尽力把他们稳住。

“作伴就说作伴吧，费那么多心思干什么？”我笑道，”

这时已出了小道，长袍下了驴，扶我坐下，掏出毛巾给我擦汗，执意要我骑我的驴。我也不再客气，任由脚夫抱我骑上去，

“听您是南方口音？”长袍说。

“小地方上海。”

 “那好说，我们把你找个地儿供养起来，算是帮帮你”

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万一脱不了身，也比当国民党俘虏强吧？

长袍见我不语，进一步说：“不过话讲清楚，我是我跟男人睡觉的，我要你今晚上跟我过夜，你只要愿意合作，碰上国军我也绝不透底！”

我说：“随你，你我都是长着嘴的。”

说完这一阵，各自盘算心事，气氛沉闷而又紧张。我盘算，能跑当然要跑，若实在脱不了身，虽然事关名节，宁叫家人耻笑，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这时太阳西下，人贩子和驴身上都有了汗水。

到了一个马车店，长袍人贩子开了一间单房，脚夫把我抱下驴，搀扶我到单间的炕上躺下，解去绑腿脱掉军衣军裤，给我换上妇女穿的绣花肚兜和一双浅口绣花鞋，称我昏迷的时候把我鸡奸了。